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我國人口發展變化形勢，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取得積極成效。同時，我國人口總量龐大，近年來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有利于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人口問題，事關國家發展和民生福祉，更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等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受到社會高度關注。三孩政策為何在此時實施，將帶來哪些變化?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配套支持措施上將如何具體設計，方能更好地回應社會期待和促進政策落地?

就以上焦點問題，本報特別邀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陳衛、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副院長丁志宏、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茅倬彥、重慶市人口和計劃生育科學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劉國輝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口經濟研究所副教授盛亦男共同解讀探討。

“十四五”時期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不能錯過的機會窗口

●公眾關注：2013年12月，我國開始實施單獨兩孩政策，2015年10月，黨中央作出全面兩孩的重大決策。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來看，與2010年相比，我國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出生人口出現了回升，性別比穩步下降，少兒人口數量增加，“二孩”生育率也明顯提升，展現出了政策的積極成效。僅時隔6年，為何要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

陳衛：人口問題始終是國家面臨的基礎性、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問題。人口發展趨勢一方面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將對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產生全面、深刻、長遠的影響。進入21世紀特別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時期以來，我國人口發展呈現重大轉折性變化。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我國人口總量增長趨勢明顯減弱，10年來保持低速增長;少兒人口比重回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家庭規模趨于小型化，養老扶幼功能弱化。盡管生育政策的調整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受到女性婚姻生育的持續推遲等因素影響，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3。這意味著“十四五”時期人口老齡化會進一步加速、人口零負增長或將提前到來。因此“十四五”時期將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不能錯過的機會窗口。當前，在兼顧人口數量壓力和人口結構挑戰的政策框架下，實行三孩政策為實現適度低生育水平、調控區域人口均衡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也為不同群體不同的生育需求，滿足其個性化、多元化的目標提供更多的選擇空間。

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高和家庭小型化都在影響生育選擇

●公眾關注：面對三孩政策“紅包”，盡管抱有生兒育女、多子多福的美好生育意愿，但許多家庭仍顧慮重重。此外，不婚、丁克等多元化的婚姻生育觀念，也在影響著一些人的生育選擇。低生育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阻礙著人口生育潛力的釋放?

丁志宏：在育兒成本持續升高、家庭經濟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我們看到，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已成為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調查顯示，“經濟負擔重”和“沒人帶孩子”正是許多家庭不要二孩的首要原因。特別是高危育齡人群，生育成本會大大提升。如果采用輔助生殖技術，往往花費更高。養育成本上，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公共普惠性托育服務缺乏，而市場化托育成本高，大約是學前教育的2倍，是小學和初中的1.5倍。導致人們對托育機構望而卻步。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孩子的質量，教育支出攀升，既有校外補習班、興趣班，又有學區房、擇校費等。此外，對育齡人群來講，尤其是流動的育齡人口，住房問題也成為影響生育的重要因素。

劉國輝：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流動性增加、離婚率升高、家庭觀念淡化等，我國家庭規模、結構和功能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家庭規模小型化。戶均人數從1982年的4.43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家庭結構多元化。單人、丁克、空巢等類型增加，三代及以上家庭減少;居住離散化。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現象明顯;城市家庭住房條件改善和家庭觀念變遷，老年人與子女合住比例持續下降;從家庭功能來看，明顯弱化，尤其是家庭養老功能。這些與家庭文化、家庭倫理異化等導致的家庭凝聚力下降直接相關，影響著家庭生育行為。

盛亦男：生育不僅為家庭帶來撫養、教育的顯性成本，也為父母帶來時間、感情等隱性成本。隨著人們生活方式轉變，以及家庭對于孩子質量的需求不斷提升，每多生育一個孩子將使家庭承擔更多的成本。家庭往往通過代際支持的方式，分擔家庭內部的生育成本。例如，許多家庭中，年輕夫妻需要來自父母或親屬提供的勞務和經濟援助。然而，隨著家庭結構變遷，中國的多數家庭已經成為小型家庭戶，使家庭的育幼和養老功能不斷減弱。

配套支持政策需高度重視促進女性發展問題

●公眾關注：女性是生育的主體，也是家庭中承擔撫養、照料職責的主要成員。三孩政策的實施，讓女性有了更多的生育選擇，但是否也會給一部分女性群體帶來更多家庭和工作之間的壓力，加劇就業和職場性別歧視現象的產生?

茅倬彥：三孩生育政策實施的確會對不同年齡女性發展帶來更多挑戰。一是年輕女性面臨生育最佳年齡和個人發展黃金時期的選擇矛盾更為凸顯。目前，我國大學及以上高等教育的在校女性比例已反超男性。年輕女性追求自身發展的愿望更為迫切。勞動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背景下，當年輕女性面臨是“生育”還是“發展”的抉擇時，后者往往成為她們的首選。近年來，結婚和初育年齡的不斷推遲已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二是中年女性面臨的家庭和工作沖突更為激烈。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很高，2018年為61.1%，超過47.4%的國際平均水平。但家庭內部性別分工仍然沿襲以女性為主的傳統模式。社會對無酬家庭勞動的認可度較低，但對女性撫育后代、料理家務的期待值卻很高。家庭對養育孩子的普遍高要求和社會缺乏支持性環境使得女性在處理家庭和工作時面臨窘境，若中斷職業發展，則極大浪費人力資本;有些女性通過保持單身、推遲結婚生育、少生孩子等其他方式來減少權衡，但由此可能引發不孕不育率上升、不婚率和離婚率提高、生育率繼續走低等一系列問題。此外，家中照料孩子的主力——老年女性身心健康也面臨潛在壓力。

盛亦男：女性的生育期與就業期高度重合，許多女性選擇離開勞動力市場，或選擇方便照顧家庭、工作時間靈活的就業崗位，以照顧孩子，表現為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下降、就業質量降低等問題。從勞動力需求的角度來看，生育增加了女性職工的雇傭成本，許多女性面臨招聘歧視、工資收入降低、就業穩定性下降、就業質量降低等“母職懲罰”。盡管近年來各地推行了加強對就業歧視的規制，但在招聘、晉升上仍存在一些“隱形歧視”。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在生育政策逐步調整的過程中，正在推行產假延長、配偶產假、生育保險與醫療保險合并等政策，但從實際的社會需求來說，仍然存在政策缺位的問題，亟待進一步完善。

完善普惠配套政策支持家庭“敢生能養”

●公眾關注：少年兒童是國家的未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是全社會的共識，如何讓更多家庭放下“不敢生”的顧慮，釋放更多生育潛力，配套支持措施中將有哪些硬招、實招?

丁志宏：首先，可考慮將輔助生殖檢查、治療相關費用按比例納入醫保范疇，解決采取輔助技術生育的家庭生育負擔。另外，也可加快探索建立孕育保險制度，將低收入不孕不育患者群體納入社會保障，有效保障每個個體生育權。同時，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減輕流動人口住房負擔。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人戶分離人口接近5億人，流動人口為3.76億人。這些人口多處在育齡階段，但住房壓力影響他們家庭生育意愿。可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大城市，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給，規范發展長租房市場，切實幫助流動人口緩解住房壓力。

在教育方面，政府和社會力量可依托社區，提供多樣化的嬰幼兒照護服務。在此基礎上，逐步將托育和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通過稅收補貼、育兒補貼、假期補貼等多種福利舉措增加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同時，應對校外各種輔導培訓機構實行規范化管理，對收費、教育質量開展監督。

盛亦男：在促進教育公平與均等化方面，應增強教育托管建設，建立課外托管的成本分擔機制和價格階梯機制。同時，進行生育友好型的稅收和配套改革。對于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費用，可以依據孩次進行累進的稅收減免政策。對擁有0~3歲嬰幼兒的家庭，可以依據家庭的收入水平設置階梯式的托育津貼。

此外，應逐步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就業政策。對于企事業單位支付給生育及產假期間女性職工的工資，在進行企業所得稅預繳申報時，允許據實進行一定比例的扣除。將生育導致的女性就業歧視納入法律規范或行政條例中，對就業性別歧視的種類、適用范圍、責任承擔等進行明確規定。

茅倬彥：三孩生育政策對女性發展的挑戰不容忽視。但僅靠女性自身是無法解決的，需要生育配套政策的強力支持，將生育融入社會機制、政策和環境的設計中，營造尊重生育的良好氛圍，推動男性積極分擔養育責任，最大程度分擔家庭生育成本。

具體政策制定上：一是倡導夫妻共擔生育責任的家庭文化。社區普遍配備兒童活動場所等免費設備設施，倡導鄰里互助兒童看護模式。公共場所普遍配備母嬰友好設施。輿論要減少“生育焦慮”的渲染，對婚喪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二是探索將產假轉為帶薪育兒假。生育保險逐步擴大覆蓋所有育齡女性，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保障生育假期的福利待遇，適當放寬女性晉升時年齡限制，鼓勵女性積極參與就業，優先減免職業母親的個人所得稅。三是圍繞女性備孕、懷孕、生產和產后恢復，提供高質量的優生優育服務。提升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水平，提高適齡人群的避孕服務質量，降低不孕不育的發生。

劉國輝：新型婚育文化與家庭文化建設，是構建和諧幸福家庭、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的微觀基礎。家庭在人口文化建設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基礎作用。因此，婚育文化與家庭文化建設必須立足于家庭，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婚俗文化蘊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弘揚“風雨同舟、相濡以沫、責任共擔、互敬互愛”的婚姻理念，重視家庭建設，提升家庭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