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學教師就像陀螺一般圍繞著管理指揮棒旋轉，試圖緊跟管理者的期望和要求。然而，糟糕的是，速度的提升并沒有為教師們結余下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相反，帶來的是進一步加速。

在被“內卷化”裹挾的當下，我們很有必要討論一下學術工作與時間的關系，以及為什么教師評價要關注時間維度。

有深度的思考時間觀正在瓦解

從本質上來說，學術工作應該是“慢”的活動，不應該出現大學教師們不舍晝夜地“奔跑追逐”現象。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一次有名的演講《以學術為業》中說，創造性的思考是強迫不得的，需要熱情，更需要靈感。靈感只有在它自己愿意來的時候才來，而不是我們想叫它什么時候來，它就能來。也就是說，當我們試圖做一些創新性研究成果時，單靠熬夜是熬不出來的。我們需要的是靈感，而靈感需要時間慢慢供給。教學也是如此，它有賴于師生之間深入的互動，有賴于長時間的耳提面命和言傳身教。

不管是教學還是科研，究其實質而言，都屬于學術工作的一部分，在時間上也具有類似的特點，即關注的是一種有深度的思考時間觀，表現在工作與生活的時間是相區分的，即不會讓工作完全充斥業余時間。如今，高校教師即使在逢年過節的時候也在伏案寫本子，這表明教師的工作與生活其實已完全糾纏到一起。

有深度的思考時間觀是以學術興趣和能力為導向進行時間規劃的，教師可以通過預約和計劃機制來協調時間沖突，能夠容忍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隨機性與偶然性，可以進行較長的職業準備和持久的職業發展。

這是一種與工作精益求精相契合、強調追求創造性等職業特征的精神，也被稱為工匠精神。大學教師所期望的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和工作進程、努力尋找工作突破的狀態，本質上就體現了工匠精神。

隨著教師的學術工作日益被納入科層管理的范疇，績效指標和其他代表學術工作相對價值的方法逐漸成為教師勞動管理的核心，如科研管理上的“項目制”、教學管理上的“學時學分”。它導致的結果是科研工作越來越碎片化，我們很難沉浸在其中，花很長的時間做有創造性、突破性的研究，而是更愿意做零敲碎打的小論文、小研究，追求數量上的累加。

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愈演愈烈，個中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時間是常量，科研可以給教師帶來更多回報，從而導致教學工作被弱化，甚至使得在教學中出現了“水課”。

我曾從消費主義文化角度去談論“水課”的本質是什么。歸根到底是我們不再追求知識本身，而是追求課程教學背后，如指標、分數、證書等符號。在消費主義文化之下，師生關系也越來越變得像服務提供商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了。

科研的項目化管理和教學的消費者傾向，使得大學教師“慢”的學術生活被打破和肢解。或者說，被項目制或消費主義文化的相關原則、規則、技術和程序殖民化，從而形成了對于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而言的“目的—手段”合理性新 “鐵籠”。

我們似乎看到一些東西有章可循，讓我們朝某個方向行進，但又使我們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時間和學術工作的關系就是如此。

“加速文化”重塑大學教師身份

這里講的“時間”與一般意義上的“時間”不一樣。如今，時間處于加速化的階段。有人會問現在的“時間”是什么?它帶來了人類社會的異化，最典型的是一些信息技術和電子手段的使用，在高校的教學管理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簡單來說，從前校領導找某位老師而不得時，往往是無能為力的。但如今電子設備密布，教師總能被找到，所以教師的工作隨時隨地都會被人提醒，你要去做什么，這也導致教師普遍面臨時間緊迫的問題。

這種時間緊迫與整個教學科研管理有關，特別是發展到后來，“管理主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它批評員工自發開展工作帶來效率不高等狀況，崇尚競爭和強化績效。

再去看時間，你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時間已經不再是客觀存在，而是被包裝成一種特定的認知方式，被構建為從過去到未來的持續有效的進步。隨著時間的推移，教師各方面的工作都應該增加特定的數量，一旦規定時間期限內無法完成任務，教師們就會感到焦慮不安，進而想方設法加快速度，以期跟上時間的步伐。

速度和效率正成為成功學術人士的顯著標志。換言之，當你和其他人相比，在同樣的時間里發表的文章少、質量差，說明你技不如人，是要被淘汰的。

回到學術工作本身，“加速文化”使得單位時間里可計算的學術產出(如論文)大幅增加。有了論文數量，還要看論文登載期刊的影響因子、論文的被引率等。最終我們會發現，研究的創新已不重要，服務于人才培養也不重要，解決重大社會問題同樣不重要了，學術工作成為學者們的小圈子游戲，即研究的內卷化。一旦被裹挾進這樣的學術生產模式中，那些尚存學術理想的教師是很難輕易脫離出來的。

時間讓年輕學者必須熟悉學術圈里的游戲規則。它以一種較為消極的方式重塑大學教師的身份，即會讓人們對“未來”的投射變成幻想而不是計劃，“過去”變成了各種阻礙當前行動和未來計劃的障礙，其所形塑的“當下”行為也會是一片混亂與迷惘。

就是說，當我們談身份建構時，其實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會關注你的過去，也會干涉你的未來。每個人在形成一種身份時，更多受到過去的影響。之前的狀況決定了你當下的模樣。而我們對未來并不清楚的時候，未來對于當下的引導作用是有限的。

可見，時間高度參與了教育系統的規訓權力的實施，通過對教師學術生活之時間的切割與劃分、對教師未來期望行為的精確描畫和對其過往行為的標準化裁決，幫助他們對當下行為準確定位，從而實現了對教師工作與生活節奏的把握和操控，有效地發揮了對教師行為的矯正與強化作用。這樣做，最終換來的則是對學術工作的戕害，干擾了人們批判性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

調整大學行政部門的時間觀

評價的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過評價來引導一個人的行為，防止其行為跑偏。因此，在討論教師評價的時候，需要建立正確的學術時間觀。

重點不在于減少教師工作量，而是討論學術工作如何“回歸初心”，按照學術自身的規律運作，而非受制于外在的指標和預設的結果。其核心就在于讓教師重新獲得對學術工作及其時間節奏的掌控，從外在規范和“要事清單”中解放出來。

以教學為例，我們不應該再拿評教的那套指標來看教師某個階段、某門課程、某項內容是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而更應該讓教學迸發生命的光彩，讓師生充分發揮其各種感官和情緒的功能，抓住當下課堂上最鼓舞人心的東西，享受教育過程中的快樂。

再譬如科學研究，我們也不應該再拿評估的那套指標看教師發表論文的數量和相應期刊的影響因子，而是關注研究成果本身的質量，讓創新成為科研工作的常態，讓任何一個給定的項目善始善終，注重研究的過程，享受發現的樂趣，而不是急于求成。探索本身就是一種享受。

為此，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在大學內部如何調整大學行政部門的時間觀，圍繞大學教師之教學、科研等學術工作，并遵循學術工作的時間規律，改革包括學術評價在內的管理制度，避免大學教師的身心健康、職業認同和學術創新等陷入危機。

學術評價在本質上要追求其發展性功能，而現在整個學術工作正通過項目化變得日益透明，速度、效率、效能等都變得可測量、可監督、可比較。其最終的結果是加大了對人之行為的影響和支配，讓人感到無所遁形。

這種管理制度發揮的并不是發展性功能，而是限制與約束性功能，通過設立標準、加強評估、實施獎懲來規范教師行為。它對效率等的追求以及對學術工作管理流程的強調，導致教師創新性的、非標準化的學術工作受到巨大影響。

要發揮管理制度的發展性功能，就要在維護學術工作的本質特征和以教師為行為主體的前提下，精心制定各項管理制度，讓管理制度不再是學術工作和教師主體的外置束縛，而是形成一種友好且有支撐性的制度環境，真正促進并推動教師學術工作的開展。(作者系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記者溫才妃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