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伊始，一些中小學生家長可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這個暑假剛開始沒多久，7月下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嚴禁超前培訓，嚴禁占用休息日和寒暑假進行學科類培訓，嚴禁刊發校外培訓廣告。不久前，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也印發通知，擬對各省“雙減”工作落實進度每半月通報一次。通報重點包括學科類培訓機構壓減情況、違規培訓廣告查處情況和群眾舉報問題線索核查情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國家庭教育立法正在進行中，家庭教育促進法草案二審稿不久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雙減”大背景之下，此次立法尤為引人注目。立法能否助力“雙減”政策落地?校外培訓機構按下暫停鍵，家庭教育又該如何應對孩子的學業問題?

顯然，在為孩子減負的過程中，如何讓家長們踏踏實實地放棄“內卷”，是更加值得關注的問題。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家長教育觀念和教育行為的改變是決定“雙減”政策能否落地的關鍵因素。

“雙減”政策落地家長心生新焦慮

臨近開學，北京的劉女士既覺得如釋重負，又感到擔憂不安。作為一名小學四年級孩子的家長，這個暑假對她來說，不同以往。

原本，劉女士按照以往的慣例早在5月初就把這個暑假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一次夏令營，語數外分別三期輔導班，每期各10天。此外，又零星安排了幾次周末短途體能訓練營。所有培訓活動加起來的費用大概兩萬多元。這種安排，自打她的孩子上了小學便一直如此。

“不怕同桌是學霸，就怕學霸放暑假。如果整個假期只玩不學，那開學就會被落下很多，回頭還得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補上。”劉女士坦言，暑假花錢報班雖然負擔不小，但心里確實覺得踏實一些。

然而，“雙減”政策讓這個暑假一切都變了模樣。

伴隨“雙減”政策落地，這些年呈爆發式增長的校外培訓機構的一個時代可謂就此結束。劉女士所報的校外機構在堅持上完了前幾期課程之后，也于8月15日起按照要求停止了學科類培訓。劉女士雖然調了課，但依舊還有兩節課沒有來得及上完便無疾而終了。

剛開始，劉女士還略感輕松，似乎嘗到了“減負”的甜頭，不但退回一大筆學費，還不用來回奔波接送。然而沒過幾天，她就發現，學霸們的腳步并未放慢，身邊不少家長開始親自上陣，利用假期在家輔導孩子。這讓劉女士有些坐不住了，與同為985重點大學畢業的丈夫商量了一下，夫妻倆也決定開始“自雞”。然而，效果卻不令人滿意，家中經常因為輔導孩子功課而“雞飛狗跳”，親子關系更是變得每況愈下。

“校外輔導班基本指望不上了，但學習總不能不管，靠家長上陣，我們也確實力不從心。”已經習慣了奔波于各個輔導班的劉女士又開始了新一輪焦慮。

“雙減”背景下家庭教育該何去何從

幾分焦慮、幾分期冀、幾分忐忑、幾分迷茫，與劉女士有相同感受的家長并不在少數。

此次力度空前的“雙減”政策引起了家長們的廣泛討論，許多家長都在密切關注著相關的政策文件和發展趨勢。記者在對多位家長的隨機采訪中了解到，盡管一段時間以來，教育“內卷”讓很多家長和孩子們疲憊不堪，但久而久之，很多家長似乎都習慣了，一邊嘴上抱怨，一邊仍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種課外班。一些父母雖然理智上知道“減負”對于孩子來說是一件好事，但心里卻仍然感到短暫的擔憂和不安，畢竟還要面對升學的壓力。

分析此次“雙減”政策給家庭教育帶來的影響，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羅爽認為，家長首先要對“雙減”政策有正確的理解和認識。

“‘雙減’政策致力于解決家庭教育的短視化、功利性問題，緩解家長的教育焦慮，從而系統性破解‘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的怪圈。政策的本質是讓教育回歸教育本身，讓學校、學生和家長各歸其位。對于家庭教育而言，就是要讓教育理性回歸家長，從被動的、消極的教育綁架轉向主動的、積極的教育參與，從唯分數、唯升學轉向注重孩子的全面發展。”羅爽說。

但羅爽同時指出，減負并不等于對孩子沒有任何學業要求。“眾多研究表明，適當的學習壓力對于激發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成績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家長應根據孩子的身心發展階段和個性特征，形成合理的教育預期，對孩子提出適當的學業成績要求，切忌期望過高或過低，也切忌僅憑考試分數來評價孩子。”為此，她建議家長做到三個“加強”，包括加強家校溝通、加強孩子在家時間的合理使用指導以及加強親子溝通。

“總之，家庭教育的改善不僅有賴于家長的自我學習和提升，也有賴于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為其提供外部協助，促進家長非理性、功利化的教育需求轉變，糾正唯分數、唯升學的錯誤傾向，轉向重視孩子的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全面提升。”羅爽說。

家庭教育立法如何助力為孩子減負

就一個人的成長而言，家庭教育的作用是最根本的。而從影響家庭教育的因素來看，父母的社會經濟條件、知識和閱歷、陪伴質量、夫妻關系、自我效能以及兒童的同伴關系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講師葉強指出，一方面，父母的社會經濟條件對于未成年人的成長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也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改善父母的社會經濟條件又非一日之功，需要增加父母的知識和閱歷，提高陪伴質量，改善夫妻關系，增強父母自我效能，豐富兒童的同伴關系。

在葉強看來，要想做到這些，關鍵在于提升城鄉社區的服務質量。“隨著校外培訓機構的大力整頓，學生課外培訓的任務不可能全部交給學校和老師，也不可能都交給父母，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加強城鄉社區建設，通過做實做強社區，包括建立社區圖書館、體育場館、游樂設施、活動場所、親子活動中心和公益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讓未成年人在一個與同伴交流的環境中實現與父母、與他人、與社會的溝通和交流，這些都可以融入社區治理的過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家庭教育立法正在進行當中。“雙減”背景下，立法究竟能為孩子減負做些什么呢?

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寧寧分析指出，家庭教育立法著重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養而不教。所謂養而不教，突出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家長沒有意識、沒有能力去開展家庭教育;二是雖然有家庭教育的意識，但是在理念、方式、手段上還有改善的空間，即教而不當。比如，父母將自己的個人意志強加給未成年人，在唯分數論觀念的畸形引導之下加重孩子學習負擔，在課余時間包括節假日、寒暑假給孩子報各種校外培訓班，就是教而不當的一種典型表現。

“在教育資源相對來說分布并不那么均勻的情況下，有些父母受到片面成才觀、育人觀的影響，引導孩子一味追求分數。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唯分數論是導致學生課外負擔過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苑寧寧看來，學生負擔之所以過重，從家庭教育上找根源，跟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成才觀、育人觀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不無關系。

那么，家庭教育立法該如何解決教而不當呢?苑寧寧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立法需要多管齊下，一方面充分發揮好學校主陣地作用，同時嚴格控制和規范校外培訓機構;另一方面則是要對父母的家庭教育觀念作出相應調整，引導父母更加科學合理地開展家庭教育。(記者 朱寧寧)